| [size=+1]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东莞有5年的机会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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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关注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加工贸易产业所陷入的困境，近期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关注东莞和苏州。这也是本报记者跟江凌坐到一起来的原因。
在东莞，江凌是个足以让记者们改变对东莞固有印象的采访对象：年轻的学者型官员，对所分管领域的事情了如指掌，不回避问题，而且按事物的本来逻辑把问题说清楚。这确实难得。
双“边缘化”和两个“两难”
《21世纪》：很荣幸能向您请教。去年东莞市委市ZF提出了经济、社会“双转型”的战略目标，我们今天只谈经济转型。因为这个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时间很紧迫。也许就这么几年的时间，如果抓不住，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对东莞经济、对珠三角经济负面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主流财经媒体都认为东莞的加工贸易遇到了严重的困境，您是否同意？
江凌：东莞经过20多年发展，目前似乎真的好像走入了一种困境。我们是把它做了两个方面的描述，一个叫做“双边缘化”。一个“边缘化”是指由于我们这些企业不具有自主技术，也没有自有产权，也没有自有品牌，所以在国内产业分工当中它被边缘化；二是指在整个国际全球分工当中，由于我们处于制造业的低端，就是加工装配这一部分，所以实际我们在国际分工我们也处于边缘化。
第二个描述就是两个“两难”，一个两难是对地方ZF来说的。现在要按照过去这种发展路径、发展思路继续的通过消耗资源来引进加工贸易企业，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现在非常的难。因为资源有限，发展空间有限，社会容量有限，生态环境容量也有限。所以按照过去的路子继续走下去，肯定是难。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说按照现在很多领导提出的腾笼换鸟，把过去低端的产业、低附加值的产业引导它转移出去，然后再通过一定的方式跟手段，比如说招商引资的手段、包括扶持发展的手段，把技术含量更高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企业扶持起来。这个从思路上说好像过得去的，但是这样做也觉得难。因为对现有经济影响太大，同时对现有社会经济稳定影响也太大。因为这批企业尽管附加价值低，一方面他是整个产业链条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他对现在农村经济，对现有整个社会稳定起到很重要的支撑作用。
另一个两难是对加工贸易企业来说的，一方面继续在东莞发展下去觉得会面临困难，而且预计这个难度会越来越大。搬出去，搬到别的地方去觉得又有风险，也觉得难。比如到越南、到别的地方，好像感觉上某些方面的成本要低一些，但是目前的产业配套关系，产业氛围成熟程度，一系列的问题，还不足以支撑现有制造业的发展。所以就面临两难选择。
现在很多媒体形容东莞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拐点，或者正面临一种发展上的困境，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都应该是不为过。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就预示着东莞首先面临这样的困境，首先面对这样的困难，就意味着东莞有可能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可能继续在发展上率先，就是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先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境界。
《21世纪》：我们觉得产业的转移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非今年才出现的新情况。但有媒体断言有数千家工厂倒闭或迁出。情况的严峻程度究竟怎样？
江凌：我们对此有过调查。从去年情况来看，我们去年终止的加工贸易企业是929家，占现有总量的6%左右，涉及合同投资额接近11亿美金。这是个什么状态？我们从1978年到2007年，批准设立的企业有3.3万多家，现在实际还在运作的有1。5万多家，也就是说30年时间我们就少了2.2万多家企业，平均每年终止运作的企业是700到800家。改革开放头十年相对比较稳定，后20年大致每年有将近1000家企业终止。
在这900多家企业当中，70%是小型的企业，也就是投资额100万美金以下的企业。100万美金以下在东莞目前来说我们已经不作为引进对象，也就是东莞要淘汰的企业类型。而且基本上是传统的来料加工企业，比如说占了终止企业一半的是塑胶跟制鞋，特别是没有自主技术跟品牌的企业终止的比较多。所以从我们去年整个企业终止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还是在非常正常的范围。
同一个时期，我们同样在去年我们新引进的企业，有790家，涉及合同额是21亿美金，项目的宗数是少了，但是投资额大了，说明项目质量高了。
《21世纪》：我觉得您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接触到的产业界都非常的悲观，而且我们了解，商务部感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江凌：为什么你接触到的状况跟我谈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反差呢？我觉得产业界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我们国家相关政策，包括市场变化情况、包括汇率变化、也包括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这几个要素短时间内叠加在一起对外来投资者投资心态产生了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压力大，而不是实际的成本压力大。
东莞在设法降低企业的成本
《21世纪》：怎么会没有成本的提升呢，比如人民币，实实在在的从8.3到7了。
江凌：有提升，利润空间肯定大大缩小，但是还不至于干不下去。
目前来说，对企业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汇率的调整跟美国市场的疲软。我们现在基本的判断是，到企业的整个承受能力，尤其是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
对于企业来说，再难它必须经营下去，它就必须考虑在哪个地区更适合他自己的发展。只要他觉得在不同类型地区当中，东莞还有优势，他就必须留在东莞发展，这也是我目前一个基本判断。同样是有困难，但是他们会感觉到在东莞这个地方生存的环境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21世纪》：实际上东莞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应该提升得也比较快。土地成本，一个原因是东莞ZF这两年大搞基本设施建设，往土地里砸了不少钱，这些就是土地的沉淀成本；另一原因是这一年多房地产价格暴涨，必然对工业用地形成巨大压力。
从人工成本来说，这几年招工难，逼使企业提升工资，而且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毕竟还是对企业形成真实的压力。
江凌：我们现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尤其是大一些的企业，是购买土地建厂房的，现在土地价格上涨，对他没有影响，只会增加他的财富。对于一些租赁厂房的企业来说，地方ZF也不会增加他的租金，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土地价格上涨对东莞目前加工制造企业没有造成太大的成本困扰。
总的来说，东莞制造业成本确实在提升，这个是客观的，但是这个提升是在企业承受能力之下。但我们注意控制住，不要因为这几年城市大量的建设带来土地大幅度的升值，而大量增加制造业成本，这个我们控制的比较好。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在综合的成本当中怎么让企业更有优势，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成本，为企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物流成本。
现在东莞产业配套关系是靠两种手段实现，一种手段叫做“深加工结转”，同样的外资厂，我不出境，我把货物转给你，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我上下游的产品很方便的在东莞范围内可以采买到。另外一个手段我们叫做“香港一日游”，就是做出来的产品要给下一家企业，由于它涉及到要出去香港那边进行整体配套，而且要重新报价，所以出去境外后再报进来，这样提供给下一家企业。
目前我们觉得深加工结转这块没有问题，“香港一日游”有改进和降低成本的空间。过去我们要跑到香港去，一个货柜到香港2000元再运回来，我们现在在东莞打算设立5、6个“保税物流中心”，就等于把香港口岸搬到东莞来了，节省了这一块物流成本。
《21世纪》；什么时候开始的？
江凌：去年开始建立了第一个在麻涌的永得利，今年要把另外的四个，长安、凤岗、寮布、虎门，全部做起来。我们希望后年在沙田跟常平建两个口岸。
所以我说实在话目前东莞没有太大的问题。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初的时候我压力还比较大。当时主要是企业对相关政策法规不了解，特别是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很担忧。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现在也感觉到这个对企业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冲击跟困扰，如果按照目前东莞的发展态势，要维系3、5年稳定的发展，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也应清醒地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利用未来几年的稳定环境来成功推动它升级转型的话，可能若干年后真的会出现大量的企业倒闭或者大量企业搬迁，甚至整个产业空心化的危险。
东莞有5年的机会窗口
《21世纪》：我们是不是可以把5年时间看成是东莞的机会窗口？
江凌：你说的对，我们很希望能抓住这五年能够很好的把现有加工贸易企业升级转型推动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现有企业的升级转型来去完成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实现整个东莞经济的转型，对东莞来说，核心的名词就是转型。我们现在能够成功多推动一家企业转型，比多引进一家一般的加工贸易企业更有意义。再引进一家加工贸易企业，再增加几万工人，我觉得对东莞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已经不太可能这样做了。但是我们可以成功将一家现有的加工贸易企业，通过升级转型，使得它变成具有自主技术、自有品牌的企业，既从事制造，又从事研发跟销售，那可能对东莞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1世纪》：您相对乐观的原因，是东莞已找到了转型升级的门径？
江凌：我们是往三个方向来推。第一个方向，希望把所有在东莞的加工贸易企业，在技术上实现提升。主要是三方面的技术，一个是自动化的技术，一个是节能的技术，一个是环保的技术。通过在技术上帮助企业提升，使得企业对环境的污染更小，对能源的消耗更小，特别是对劳动力的依赖更小。这样他在东莞继续生存的能力就更强。
第二个方向，鼓励企业在东莞设立研发中心，把它的产业链条拉长。现在一些企业的研发主要分两大块，一块是市场的开发，现在东莞企业主要是面向国际市场，因此目前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拿到东莞来。现在企业希望在东莞建立的是生产性、产业化方面的研发，这一块过去台资企业基本上在台湾完成。这几年随着台湾技术工人的成本的提升，一系列的变化，很多台资企业都感觉到应该把这部分的研发转到大陆来。所以，他们都很强烈要求能不能在东莞建立这种研发。
我到企业里面做了些调研，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在企业内部建立这样的研发机构，但是普遍感觉到在企业内部搞，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因为企业的环境要吸引更多的人才进来，特别是一些国际性的开发人才进来比较困难，因为这些人除了自己对环境的要求以外，更要面对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方面需要ZF有所作为。
东莞ZF也不是想在所有产业领域介入进去，我们想集中在最优势的IT产业。现在已经初步规划在松山湖开辟一个IT产品研发园，然后去动员企业进园进行研发。
第三个方向，我们主要是引导加工贸易企业面向国内市场，创意品牌进行内销。这个工作我们实际上从三年前开始做，现在经过几年的努力，应该说有比较明显的效果。去年我们所有的外资企业这一块，加工贸易企业就是内销所增加的税收已经超过100亿人民币。所以，应该说效果是很明显的。涉及到的销售额是1500多亿人民币。
《21世纪》：鼓励从外销转向内销，是因为内销的地方税收会多一些？还是有别的战略用心？
江凌：我们搞内销的目的是把企业做强，就是从过去的这种生产车间，能够演化成企业总部。企业一做内销以后他要考虑什么问题呢？内销必须去创立自己的品牌，这样的话，他就必须要物色自己的人才，而且要针对国内市场进行营销的策划，所以他就聚集一些人才在企业。他就有可能把过去的生产车间演变成企业的总部，既有研发、又有销售，又有自己的品牌。这样的话，逐步地从过去的生产车间变成企业总部。
最近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包括海关做了一些研发，在政策上我们也清除了一些障碍。所以现在按照这三个方向，我相信如果能够成功把企业整体转型推动起来的话，我们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
“腾笼换鸟”，从直观上说，是把一些比较低档次的腾出去，换一些比较高档次的内容进来。但实际操作不可能这样，实际上是倒过来，你必须有新的东西，才可以排斥旧的东西。
《21世纪》：感觉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演进状态。
江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调整应该说包括很多的内容，我刚才讲的只是核心，就是现有企业或者加工贸易企业的升级转型，是我们整个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除此以外，比如说我们还有服务业的引进和发展，包括物流、会展、专业服务；也包括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我们轻型的产业结构，适当地加重重化工业的比重；也包括产业服务业的发展，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实际上都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内容。
《21世纪》：衷心祝愿你们能够成功，因为这对整个中国的产业升级都将是个好消息。
